谭辉宜老人（摄于2022年1月28日）

特约通讯员 汪万英 文/图

腊月廿六，笔者来到西沱镇月台北路83岁的谭辉宜家里，明亮整洁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大沙发，阳台上挂满了熏好的腊肉。老人头戴灰色鸭舌帽，身穿黄色羽绒服和青色裤子，面容和蔼慈祥。得知来意，他微笑着招呼笔者坐下，热情地倒了一杯开水，讲述起了他的过往......

1939年3月，谭辉宜出生于四川省石柱县瑞应乡九民村（现重庆市石柱县王场镇大坝村），解放前上过私塾，解放后读过一年小学，后因家庭困难辍学。

1956年1月，17岁的谭辉宜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编入某部队机枪连，并于同年3月到达朝鲜。

此时朝鲜战争已结束，新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朝鲜开展战后重建，修水库、修河道用于农田灌溉。当时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谭辉宜的手、脸长满了冻疮，其手背至今还有一块冻伤的疤痕。

除了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外，谭辉宜与战友们还要开展军事训练。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准时开始队列训练、野外射击，下午是政治、军事理论学习。1957年，他因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成绩优秀，受到团嘉奖。

1958年8月1日，谭辉宜随部队回国后，被分配到山西省原平县忠山泉。

1959年3月，谭辉宜随部队参加西藏平叛。他们在青海一个叫野牛沟的地方训练一周后，便开拔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巴颜喀拉山。那里空气稀薄，气候十分恶劣。为了行军方便，每位战士只带了一床毛毯、一件皮大衣、一块油布、一顶帐篷。

巴颜喀拉山交通不便，原计划一个月完成任务，因此全营只带了一个月的粮食、弹药，由四百多头牦牛驮着。但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土匪熟悉地形、适应气候，他们与解放军玩起了“打游击”，一个月后，部队所带粮食所剩无几，每个战士一天只能发三两炒面。当地方圆几百公里全是草原，部队只好找牧民买牛羊杀来吃，由于缺油少盐更没佐料，难以下咽。在这样的条件下，部队用了四十多天才完成作战任务。

“有一天部队接到报告，前方山上有一群土匪，我们连战士去追击。由于高寒缺氧，战士们拖着重机枪，提着弹药箱，走得比较慢，副班长身体素质好，扛着轻机枪跑在最前面。待部队追到山顶，只见副班长已经牺牲，大家悲愤欲绝，举机枪全歼了土匪。”老人讲着讲着，声音哽咽起来，眼中泛着泪光。

“那四十几天很艰苦，我们没洗过脸，脸糊得黑黢黢的。”谭辉宜解释说，部队一到驻地就分工，哪些人搭帐篷，哪些人捡牛粪烧火。“时刻保持战斗状态，时间久了人很疲倦，一倒下就睡着了，哪还有时间去洗脸嘛。”

当地有一座几百米高的孤山，山下有一条湍急的河流，四周悬崖绝壁，半山腰有一个山洞，仅有一条小路通向洞口。一天，部队接到报告，有几十个土匪藏在山洞里，在洞口架着机枪，阻挡解放军进攻。谭辉宜和战友们只得把棉裤脱掉，扛着重机枪踏进冰冷刺骨的河里，河水淹没到大腿根部，冻得浑身发抖。他们既要小心土匪射出的子弹，又要防止脚下打滑把武器掉进水里。好不容易趟过了河，大家立即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端起枪口对准山洞，只要敌人一出洞就射击。

由于洞内地形复杂，双方僵持三天后，营领导决定改变进攻策略。他命令机枪连对准洞口扫射不准敌人出来，同时派一个班的步兵和防化兵沿着独路悄悄靠近洞口。谭辉宜当射手端着枪身，副射手卧在旁边手托弹袋，子弹“哒哒哒”密集射向洞口。与此同时，带着装备的防化兵借机靠近洞口往里喷火。顿时，洞内浓烟滚滚，土匪们熬不住，只好排队出来缴械投降。

1959年6月，部队到一个山沟驻扎，整顿学习一个月后，又出发到离长江发源地不远的通天河，跨过通天河往南走到清水河。

清水河南岸是一片原始森林，有一群土匪藏匿其中，不时偷袭解放军，一个副连长和副排长不幸牺牲。后来在另一片原始森林中，一个通讯员被土匪杀害，谭辉宜因此被调去当通讯员，负责保卫参谋长的安全和传送消息，他们在森林中战斗了十几天，把隐藏的土匪全部俘虏。

1960年3月平叛结束，谭辉宜被分到玉树地区某部队任副排长；同年8月18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随部队撤回山西大同；12月，全团进行活靶重机枪射击比赛，谭辉宜取得全团第一的成绩，被授予“优秀射击手”荣誉称号。

1964年1月，谭辉宜退伍，参加过武隆支重、湘渝铁路建设，后历任西沱轮船公司轮机长、机务科长、工会主席。

“党的政策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四个子女都成家立业，生活很幸福。”谭辉宜和老伴笑着将笔者送出门外。

（此稿写于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