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田老人（摄于2022年1月26日）

特约通讯员 汪万英 文/图

在现代兵种中，防化兵是一个特殊的兵种。为适应现代条件下作战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组建防化兵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核、化学、生物武器及燃烧武器进行防护；进行化学、核辐射侦察与放射性沾染观测；组织实施烟幕保障；用喷火器等燃烧武器协同步兵作战等。这是一支与“毒魔”打交道的部队，王场镇太和社区86岁的王顺田老人就是早期防化兵中的一员。

1936年1月11日，王顺田出生于四川省石柱县瑞应乡四民大队内河生产队（现重庆市石柱县王场镇太和社区长合组），1956年1月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编入某部队防化排。

“怎样才能让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老百姓变成一个合格的防化兵？怎样才能让我们快速成长起来，适应部队作战的需要？”采访中，王顺田坐在火炉边，不时用火钳拨弄着炭火，红红的火光映照在他的脸上，将他的思绪拉回到几十年前的朝鲜——

1956年，王顺田所在部队进入朝鲜后，修了一段时间的水渠，随后就开始专业学习和军事训练。老师天天上课讲的都是关于化学、核辐射侦查与放射性沾染观测的理论知识，还发了一本厚厚的训练大纲。

“如何用仪器识别空气中是否有毒气？这就要用到诊毒器。”“如何根据诊毒器的指针判断毒气是暂时性还是持久性的？是全身性还是局部性？这里面也有很多学问。”王顺田一边回忆一边比划。“爆炸有很多种，最恐怖的是原子弹爆炸，首先产生很强烈的闪光即光辐射，跟着就是冲击波，大树被连根拔起，房屋被冲垮，最后是放射性沾染，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混杂在空气、泥土、水中，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一旦进入人体就容易引发放射性疾病。这时，我们就要用辐射检测仪检测辐射的强度……”他说。

建国初期，物资比较匮乏，进口的诊毒器、辐射仪等仪器价格昂贵，王顺田与战友们在第一年的学习中，只能拿道具比划，不能实际操作。时间久了，他觉得，光有理论而缺乏实践，到战场上恐怕作战能力要打折扣。他将自己的想法向部队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向防化部请示得到批准：防化部队可以进行实地操作，让战士们增长知识，培养其应用能力。

部队给每位战士配备了苏式冲锋枪、手榴弹、望远镜、防毒衣和防毒面具。“防毒衣宽大又笨重，防毒面具像象鼻子。我们每天都要用这套防毒面具来训练，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拿出来打开，戴好。因为戴的速度越快，吸入毒气的几率就越低。”王顺田说。

一天，部队开展防辐射演练，王顺田带着战士们穿着防毒衣戴着防毒面具进入演习区，他自己左肩挂着乙丙种射线探测仪，右肩挂着十几公斤重的辐射检测仪开展侦查，根据仪器的检测情况在地上插旗子。开始，仪器上的数值不高，人能够通过，他就在地上插上黄旗。继续往前走，辐射检测仪的数值越来越高，人不能通过了，他就在地上插上红旗，此时，部队就不能停留，要马上撤到安全区域。

不久，部队又开展了一次防化学武器演练。王顺田带着战士们迅速着装后进入染毒区，浓烈刺鼻的气味让战士们不停打喷嚏、咳嗽，眼泪直流。大家强忍着难受，赶忙打开诊毒器检测，根据数值显示，这只是轻微的毒气。一阵风吹来，毒气飘散，难受症状也随即解除，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此时，一股苹果花似的香味飘来，有位战士放松警惕取下了防毒面具，刚吸了一口气就咳嗽不止，王顺田赶紧让他戴上防毒面具。演练结束后，王顺田狠狠教育了这名战士，所幸暴露时间短、吸入量少，这种名为苯氯乙酮的催泪性毒剂没有造成大的伤害。

为提升防毒训练的效果，王顺田带着战士们建造了一间毒气实验室，根据实验室空间大小计算出需要的毒剂剂量，然后把房间密闭，把毒剂喷洒在屋子里，再由防化兵穿戴好装备带着仪器进去取样。通过实地操作演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大家对防化工作的危险性和残酷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实战技能得到了提高，学习和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当时，防化兵是新成立的兵种，一个团有几千人，其中防化排才30-40人，很多老兵或干部对防化工作缺乏了解。

在一次防化演习中，模拟敌人袭击炮兵指挥部，发射的炮弹里有化学炮弹。有位战士没有认识到防化工作的重要性，没有认真穿戴防毒衣和防毒面具，炮弹在附近爆炸后他还没意识到危险，口鼻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就晕倒了。战士们赶紧把他抬到安全地带，好一会才缓了过来。从此，他才相信防化兵的作用不可小觑。

此次演习，时任班长的王顺田带领全班战士训练达标，圆满完成了军训任务，因此荣立三等功。

1958年，王顺田随部队回国后，被分配到山西原平县某单位工作，不久，又分配到青海海南州做给养工作。当时，汽油供应比较紧张，他工作刻苦，每次都及时完成任务，保障部队供给，因此荣立三等功。

1960年10月，王顺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退伍回老家务农，1972年1月进入西沱木船社工作直至退休。

（此稿写于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