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都县蒲家乡政府遗址

秦禄廷

一、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打游击

1945年4月初，我向中共南方局张佛翔同志汇报了清理组织的情况后，张佛翔认为我工作有成绩。4月下旬,他约我到千厮门三义公旅馆相见。见面时有王敏、王家滋同志，张佛翔对我们说：“组织已决定你们三人组成‘五一’工作组，王敏任组长，秦禄廷任副组长，去川鄂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打游击。”事后，通知我们去和平路管家巷育才学校办事处，学习《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中央七大文献。同年7月，我们肩负着党的重托，踏上新的征途。

1945年8月中旬，我们到达石柱县石家乡，随即召开“五一”工作组会议，以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打游击为中心，讨论了以下问题：

首先是加强党的领导。当时已清理的党员同志，分布在各个地区，与工作组是单线联系。我们根据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决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王敏同志去江池小学以教书为掩护，领导丰都县江池乡、五龙乡，石柱县大柏乡、三星乡等地的同志；我通过王家溟介绍去湖北省利川县建南乡小学太平坝分校以教书为掩护，领导石柱县临溪乡、西沱镇和丰都县蒲家乡的同志；王家滋领导石家乡的同志。

第二是中心工作。大力宣传中共“七大”路线、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相信自己的力量。明确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占区浴血奋战，是靠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是靠苏联出兵的结果。驳斥蒋介石散布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是完全靠美国甩原子弹的说法。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要及时揭穿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如果内战打起来了，要反对、要制止，要信心百倍地为争取成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奋斗。

会后，我们各自前往既定的地区工作。在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中，开展各项工作。

第三是培养干部。我们通过江池、蒲家、石家乡、太平坝等小学和临溪私塾培养了一批干部。如石家乡的宋朝发，临溪乡的黎万川、黎旭阳，利川县太平坝的冉启华，蒲家乡的秦光贞（秦淑君），江池乡的孙晓波、李志彦、杜宗银、周静淑，三星乡的秦枢廷、秦泽芳（秦树青）、秦廷凤（秦淑平）和西沱盐号的崔吉隆等。1946年冬，“五一”工作组建立革命群众组织“民主战士联盟”，将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农民中的青年积极分子等革命骨干全部吸收进来，成为后来在川鄂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力量。

第四是建立两面政权，加强统战工作。建立乡、镇两面政权，搞好统战工作，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捷径。我们争取到江池乡郎子贤、石家乡王家溟的帮助，使得我们在江池小学和建南乡小学太平坝分校把全区的工作迅速地、持久地开展起来。我们的同志掌握了乡、保两面政权，工作更加顺利，如五龙乡的乡队副余宗堂，蒲家乡的县参议员秦仕游，石家乡的保长谭奇生，临溪乡的保长向华兴、向光煊、黎万川，崇实乡的保长向明龙，三星乡的保长牟代生、王廷良，江池乡的保长孙厚位等掌握了两面政权，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

最后一项是培养农民骨干。我们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农民互助会，在农民中办识字班，晚间上课，讲农民受苦的根源，指明解放的道路，提高其阶级觉悟；讲时事，教唱革命歌曲，激发其革命热情。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我解放区后，我们就向群众揭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发动内战的阴谋。当我们宣传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领一个军及一个纵队在邯郸战场起义的喜讯和介绍各地反内战的情况后，人们都说蒋介石打内战，人心不顺，终究要失败。随着农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其中涌现出一批骨干，如石南区的秦宗儒、郎玉田、彭年贵、杜德孝、姚再福、林吉安、秦泽远、谭登臣，石利万忠边区的幸正东、钟光洪、易维纲、邓正洪、向光炳、谢尚云、秦本元，西沱的谭宜政，丰石边区的张谦祥、杜德海、李志成、秦光谦等人。

1947年2月初，我同王敏同志去重庆向上级汇报工作。省委青工组负责人张子英同志接见了我们，他向我们讲解了形势，交待了任务，并决定调王敏、周南若去重庆，另介绍老陈（即邵容光）和老张（即秦耀文）同志来川鄂边区工作。张子英同志还告诉我：“有领导同志要听你汇报。”一天，他带我去重庆曾家岩五十八号八路军办事处。张对开门的同志讲，我们是领导通知来汇报工作的。开门的同志带我到屋内右侧一间大屋里。我坐下后，随后一位领导同志接见了我（解放后才知道是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同志）。我首先介绍我是从川鄂边区来的，然后汇报了在川鄂边区一年多的工作情况。张友渔同志听后，认为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很好，指示我们按原定计划继续开展好工作，他强调要尽快把武装斗争搞起来，牵制敌人，支援解放区战场。

3月初，我回到利川县建南乡小学太平坝分校后，分头向有关同志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研究了全区的工作。由于王敏、周南若同志调走，邵容光、秦耀文同志刚来，所以有必要进行干部调整。我集中精力领导全区党的工作，将“五一”工作组机关设在利川和石柱交界处的临溪乡杨柳冲后面大山上，白天在山上工作，晚上下山活动。白仲山不教私塾，同我一道搞群众工作。秦耀文同志去太平坝分校，邵容光同志去石家乡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郎宗文同志4月份去江池与余大河、孙相传联系，将江池、大柏地区的工作开展起来（郎宗文到江池后，5月3日孙相传被捕，未联系上）。

蒋介石于1947年3月15日，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宣布国共破裂，全国各地对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就开始了。石柱县的特务5月3日逮捕了大柏乡地下党员孙相传，5月7日逮捕了临溪乡进步群众向光煊。敌人企图顺藤摸瓜，逮捕向光煊后就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事有凑巧，向光煊被捕的头天晚上，我和白仲山都在向光煊弟弟向光炳家开农民会，向光煊也参加了这次农民会。开完会夜深了，我当晚未回山上去，便在向光炳家休息，第二天向光煊约向光炳去临溪赶场，谁知向光煊到临溪场镇后被特务逮捕。其弟向光炳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回来通知我们马上转移。他为我们带路到太平坝分校的一个学生秦绍基家里。然后我让向光炳去太平坝分校通知秦耀文来会我。为了安全，我们决定转移。当晚，仍由向光炳带路，我们穿过深山老林奔往临溪庙坡幸正东家。当得知向光煊已被特务押送去石柱县城后，我一面想办法告诉向光煊要坚强不屈，一方面写信由向光炳送给石柱县财委会委员长谭栋安，请他设法营救向光煊（后来谭栋安替向光煊说情，并送了礼，向光煊被保释回家）。接着我们研究在向光煊被捕后，石利边区工作如何开展问题。大家认为石利边区有本地干部，农民骨干也有一些，可以稳扎稳打地推进各项工作，工作组应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领导全区工作。秦耀文、白仲山同我一道转移，邵容光因病不便行动暂留石家乡（后以雇工为掩护，在向光煊家领导石利边区工作），金玉凡回西沱区工作。1947年5月，“五一”工作组机关转移到丰都蒲家乡。

蒲家是我党的基地之一，负责人是秦仕游。蒲家党组织的两面政权做得好，秦仕游是县参议员，秦伯瑜是乡民代表，他们与乡长谭耀楼、乡队副李世棋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因此，我们在蒲家乡安营扎寨。当时，石柱特务在石南、石利边区抓人，大有一鼓作气搞垮我们的架势，导致我们内部人心有些不安。我们立即组织干部学习《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国内形势部分，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同时决定组织武装工作组坚守阵地。武装工作组组建后，深入三星、江池、临溪三大基地，以组织反丁战斗小组为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特务白天活动，我们就分头行动，晚上工作，把联络点设在花家院子秦仕游的兄嫂家。联络点由秦淑君全面负责，秦淑惠任交通员，傅治贤负责生活保障。“五一”工作组则住在中槽沟红岩秦仕发家。

省委要求我们尽快把武装斗争搞起来，牵制敌人，以达到支持解放军各个战场的目的。我们针对川鄂边区山高地贫，贫苦农民饥饿还要躲抓丁的惨状，开展革命宣传，并以解救李志彦父亲事实作为例子教育群众，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就趁机把躲壮丁的青壮年组成十来人的反丁战斗小组，组织起来的人身强力壮、战斗性强，为后来创建游击队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开展游击战争支援解放区战场

1947年10月，川东临委通知我去重庆，在“百老汇”与重庆市委书记刘定国（后叛变）见面，向我转达了市委决定成立中共石柱县特支，由我任特支书记的决定。并指示，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打倒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各地应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各界同胞拿起武器抗丁、抗粮、抗税，分田废债，开展游击战争。

我带着市委指示，到蒲家、忠县、西沱三地传达了中共中央《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讨论了党建和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紧接着，我们解决了抗战时期部分党员的党籍问题，吸纳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入党，从此各地区重建了党的组织。

在当时我党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我动员母亲出卖马家田18石租的田产，秦廷凤、秦枢廷也动员其母亲卖掉23石租的田产，将收入全部交给组织。党组织用这些钱买了21支步枪、4支连枪、3支手枪和4箱子弹。

1948年2月，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后叛变）在万县宣布成立中共川东南岸工委，由唐虚谷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川东南岸工委下辖中共云阳特支和中共石柱特支，我仍担任石柱特支书记，西沱地区党组织则交由唐虚谷领导。唐虚谷1948年6月被捕后，工委与上级组织一度失去联系，一直到1949年2月，我们都是独立作战。

1948年3月，川东南岸工委从蒲家转到五龙，重点放在三星、江池两地的武装斗争准备工作上。期间在崇实、五龙、观音等乡发展了余宗堂、胡朝聘、秦大河、秦大鹏、杨万明等同志入党。这期间，我们从组建反丁小组开始，发展到拥有1000多人的游击队伍。游击队的武器来源，是发动群众用“枪换肩”的办法，掌握国民党乡、保政权的武器和夺取地主恶霸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到1948年冬，游击队已有枪支500多支。队伍壮大了，我们就采取战时集中、战后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策略，不打无准备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