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炼油石柱分厂创办者之一秦禄廷

江池小学旧貌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我国军民必需的各种燃料进口困难。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出用桐油提炼燃料油的技术，并在梁山县（今梁平区）兴办了两家炼油厂。因这种炼油技术容易掌握，所需设备简单，投资少，且西南地区盛产桐油，原料有保障，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推广这项技术。

筹建大华炼油厂

1939年夏，万县大华炼油厂（炼油厂建在梁山县）厂长钟纯乾奉命来到石柱，通过石柱江池小学教导主任熊曙东（曾在万县大华炼油总厂任工程师），找到江池镇镇长兼江池小学校长的秦禄廷，共同商议筹建石柱大华炼油厂事宜。秦禄廷向中共石柱地下县委汇报，县委决定派出人员到万县大华炼油厂参观学习。

当时，我在江池小学煮饭，8月份与秦禄廷、熊曙东一起到万县大华炼油厂参观学习。秦禄廷、熊曙东在梁山县参观学习几天后返回石柱筹备建厂，我就继续留在厂里专门学习炼油技术。随后，张永康、关攸德、关攸建等8人又被派来学习技术。经过在梁山县4个多月的学习，我们全面掌握了炼油技术。

返回石柱的秦禄廷、熊曙东，立即开展建厂的筹备工作。经过中共石柱县委的讨论，炼油厂选址定在洋渡溪与鸿鹤镇之间口岸的山岩下面。这里交通方便，有大山相隔，离石柱县城约45公里，周围环境清静，开展党的活动较为方便。建厂所需资金采取入股的方式，分成三大股：一股由中共石柱地下县委筹集，另外两股由统战对象县财委委员谭栋安和县财委出纳张叔尧出资，还有党员捐款，其中陈善淑1000元、秦禄廷800元、向伟琴500元、白仲山300元。

对炼油厂组织机构、人员的安排，中共石柱地下县委作了认真的分析。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有利于生产的需要，县委认为谭栋安和张叔尧担任厂里的名誉职务和主要职务比较恰当，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负责一些关键性的职务，使党的一些主张能通过他们得以实现。经过三方股东协商，谭栋安任炼油厂董事长，张叔尧任经理，秦禄廷任副经理兼厂长，熊曙东任营业主任，廖子良任工务主任，周登禄任总务主任，廖子洪（梁平人）负责会计，向地朋负责统计，钟纯乾担任技术主任，我任技术班长，在梁山县学习的其他几名同志任技术员，陶远达任军事班长，地下党员于渊、进步青年熊友德、吴修德等在厂里任职员。当时，我们的组织活动是单线联系。

1940年6月，石柱大华炼油厂正式建成投产。厂房是20间砖木结构的房屋。炼油厂的工人，大多数是就地雇用的农村青壮年。当时规定，只要能来厂里干活，就可以免征兵役。因此，农村青壮年都愿意在厂里干活，并且吃苦耐劳。

炼油厂生产以三班制进行，生产达到高峰时，日产汽油1000多公斤、煤油1200多公斤，以及相当数量的柴油和副产品。

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大华炼油厂建成投产后，中共石柱地下县委根据当时的斗争特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在厂里开展宣传抗日救国、搞好生产、支援前线的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同厂方的个别管理人员展开了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

期间，中共石柱地下县委除派部分党员和革命同志在厂里工作外，还经常派党员和进步群众到厂里了解情况，宣传抗日，传递机密信息，传达上级指示。先后被派到厂里作交通员或了解情况的有孙相传、陈贝明、黄德明、梁成之、秦尔臻、秦仕游等人，其中大多数是党员。县委书记廖方村（即廖林生），丰都、涪陵五县工委委员王治安（又名李思源，廖林生离开石柱后继任中共石柱地下县委书记）等也到厂里调查研究，检查布置工作。钟纯乾也曾几次到厂里作技术指导。炼油厂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在当时“油贵如金”的条件下，不仅为抗日前线生产了大量机械燃料，而且还为党组织提供了不少活动经费，并为农村照明提供了方便。

秦禄廷任炼油厂厂长，但工作重心在江池小学，没经常在厂里。共产党员熊曙东、廖子良等同志，不以管理人员自居，在厂里天天与工人一起挑、抬、背、拉，样样都干，边干活边向工人灌输抗日救亡的思想，耐心地听取工人们的意见，广泛和工人交朋友，关心工人们的疾苦，有事也多和他们商量。工人们也把他们当作自家人看待，称兄道弟，随便开玩笑，毫不拘束。这种民主作风，使得熊曙东、廖子良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几乎是他们说的话，工人们都愿听，所交待的事，工人们都愿意干。工人们在熊曙东、廖子良等人的教育下，支援抗日前线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都想方设法多炼油、炼好油，以实际行动直接支援抗战。原来每百斤桐油只能炼15公斤汽油，后来不断提高到20公斤、25公斤、30公斤。

工作之余，炼油厂还开办学习班，学习内容有《社会发展史》（狄超白著）、时事政治、党内文件、材料等。廖子良是学习班主讲，主要对工人进行民族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阶级和个人理想前途的教育。那时工人生产是三班制，廖子良就牺牲休息时间，不间断地轮流给工人讲解，坚持听课的就有七八十人。

廖子良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组织发动并参加了著名的丰都“观音乡农民武装暴动”，在敌人监狱里也对党忠贞不渝。他在炼油厂工作时已年近花甲，但革命热情不减当年。他在对工人进行教育的同时，还注意发现和培养部分青年骨干，组建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革命组织。他鼓励青年们克勤克俭，要有炎黄子孙的血气、中华民族的气节，一旦祖国需要，就奔赴抗日前线，保护中华，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他还讲了要抗日只有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并说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和汪精卫勾结在一起，不抗日专门反共的。

廖子良于1940年离开大华炼油厂，他没有讲完的课由当时在丰都高镇教书的共产党员秦尔臻继续讲。秦尔臻当时很年轻，讲课慷慨激昂。他向工人们讲解工人为什么最先进、先进在哪些地方、为什么要组织工人先锋队以及工人最知道资本家如何剥削、压迫工人，因而革命最积极的道理。工人们通过在学习班学习，都喜欢上了学文化，自觉坚持听课，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抗日救国的觉悟日益高涨起来。

建立抗日民族先锋队

1940年5月的一个夜晚，廖子良召集我和陶远达、秦仕英4人，在长江边秘密开会，正式成立抗日民族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由我和陶远达任组长。廖子良要求我们在工人中要起骨干作用，积极发展民先队组织，把优秀的青年工人吸收进来，一旦需要就奔赴抗日前线。他对我和陶远达说：“像你们这些青年人，一个消灭十个小日本鬼子不成问题。”民先队每隔10天在江边过一次组织生活，学习文件，传达上级的指示，学习革命书刊，汇报、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阶级教育，使民先队成员真正在工人中发挥了先锋队作用。

民先队成立不久，谭栋安给炼油厂发了1支短枪、4支长枪，组建军事班，用于保护炼油厂生产和对工人的军事训练。由哪些人持枪可靠、信得过，是由民先队进行了反复研究决定的（除短枪由马玉和与张叔尧背着外，其余4个持枪的人都是民先队选定的）。军事班由陶远达任班长，余大怀、熊志科等为成员。陶远达懂军事，很能干，能吃苦，每天早晚都带着军事班的成员跑操、练习瞄准射击，从不间断。军事班除自身训练以外，还帮助工人进行瞄准和射击训练。工人们也乐于和他们接近，虚心听从他们的指挥开展训练。

炼油厂的周登禄、吴汉高（后来入股的武隆桐梓的财主，解放后被镇压）等少数管理人员以厂主自居，把工人当作奴隶，稍不遂意，就训斥辱骂，和熊曙东等管理人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

1941年初（此时廖子良已撤走，熊曙东因公外出），工人们在民先队的组织下，开展了“反对打骂工人，争取自由平等”以及“增加工资”的正义斗争。如果厂方不答应，就要罢工。周登禄、吴汉高暴跳如雷，粗暴地威胁工人说，再闹就要开除。周登禄、吴汉高说出粗暴的话后，近百名工人不约而同地站了出来，搞得二人下不了台。二人只好写信请求张叔尧来解决。张叔尧也感到棘手，就委托秦禄廷出面调解。

秦禄廷从江池到炼油厂，深入工人中调查了解，得知工人们并不是真正要罢工，而是要让周登禄、吴汉高知道工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是不能任意欺负和践踏的。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秦禄廷向双方指出：一切要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来解决这次冲突。他耐心地向工人们解释，由于煤油、柴油的销路困难，产品积压，资金周转慢，收入减少，增加工资实有困难。同时指出，周登禄等任意辱骂工人是极为不对的。这样，工人们心平气和地说：“像您这样待人，不拿工资我们都干！我们不服气的是周登禄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于是，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了。

团结统战力量做好炼油事业

石柱大华炼油厂董事长谭栋安曾在陈兰亭师作过团长，当时是石柱财委会委员，之后任石柱县参议长。经理张叔尧是财委会的出纳主任。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动机，就是想通过办炼油厂多赚钱。生产搞好了，红利就多。因此，他们都关心炼油厂的成败。谭栋安较张叔尧开明些，在当时抗日烽火燃遍全国的形势下，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抗日爱国热情。

党组织为了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更好地为炼油服务，尽量激发他们思想中较开明的因素。凡是炼油厂所需的物资，具体管理人员办不到，他们都设法办到。谭栋安多次从石柱到炼油厂里视察工作，每次都要召集工人讲话，向工人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

谭栋安、张叔尧热心炼油事业，动机是为了多赚钱。党组织因势利导，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巧妙地把他们的私人利益和抗战的利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维护了抗战这个大局。

石柱大华炼油厂从开办到1941年产销两旺，发展迅速。之后，因销路困难，炼油厂规模逐渐缩小，工人由原来300多人缩减到120多人。钟纯乾从梁平派李锦熙入股，想恢复扩大生产，但因国民党政府在原料供应、产品销售上卡脖子，加之进口油充斥汽油消费市场，终未能使炼油厂发生转机。1943年秋，石柱大华炼油厂不得不停办。

石柱大华炼油厂的兴办，不仅为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资支援，为党的活动筹集了经费，更重要的是作为抗战时期党的地下组织开展工作的据点，使一批在其他地方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在这里得到很好的隐蔽，同时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革命保存和储备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