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成商号”现貌

四、“撤红”及继续斗争

皖南事变发生后，石柱革命形势一度十分严峻。县委在五县工委的指导下，及时将已经暴露的党员全部撤走或安排就地隐蔽，以保存革命力量（称“撤红”）。1941年7月，中共石柱第四任县委建立。在县委的妥善安排下，石柱党组织开展了有步骤的“撤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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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五县工委组织部长王治安（李思源）到石柱，传达中共中央的“撤红”指示和南方局周恩来对党员勤业、勤学、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指示，县委开始“撤红”工作。

是年7月，五县工委派王治安到石柱，以教书为掩护任县委书记，建立中共石柱第四任县委，白仲山负责组织、宣传等工作。县委在五县工委的指导下，开展了“撤红”及隐蔽工作。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但在石柱，共产党的组织一直处于地下，没能公开合作。少数共产党员在抗日宣传中积极活动，仍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入了黑名单。为防止革命力量的损失，县委按照已暴露、半暴露、未暴露三种情况，实施“撤红”。3月，县委首先将已暴露的陈彦、雷定远（雷继平）两名共产党员撤离石柱。陈彦转移至合川县，以教书为掩护隐蔽下来。雷定远被安排去万县，经地下党员熊曙东安排，打进国民党驻万县部队任电台台长。6月，廖方村、罗金全、王水若等人转移至重庆，由党组织分别作了安排。同月，樊汝琴、金明惠、秦禄廷等分别撤离至重庆、丰都等地和广安大华炼油厂。谭逢盛未按县委要求撤离而回到其老家石柱县坡口乡开办煤厂。其余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全部安排就地隐蔽，以待时机。

1942年春，石柱党组织的“撤红”和就地隐蔽工作已基本完成。为解决就地隐蔽党员的组织关系，县委经研究，决定由县城有职业作掩护的共产党员熊申之、李平渊、秦尔增等，负责县内余留的联络工作。

2月，石柱党组织“撤红”和就地隐蔽工作全部完成，王治安、白仲山、白诗观等撤离石柱，县委暂时解散，中共川东特委调王治安去重庆璧山等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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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蔽期中，城区近30名党员，以陈善淑家（白家院子）为联络点，互相关心，互通消息，互相援救，彼此勉励，平安地渡过隐蔽期。此期间，陈善淑、刘大才自然地成了党员们的联络员，统战支部书记成了他们的领导。西界沱党支部以“和成商号”为联络点，与山内外的地下党员往来。石家党支部、统战党支部、马武党支部独立开展工作，并建立了石家、临溪“两面政权”。1943年，外地党员撤走后，石家党支部分为3组：坡口有谭若禹、刘贤波、何光英夫妇，刘贤波为组长，以何光英所供职的村小为联络点；石家有谭俸邑、谭俸涛、谭宁衡、田紫轩、谭显珍、王家洋、王家滋，谭宁衡为组长，以田紫轩家碉楼为联络点；临溪有黎永万、黎天成、向光煊、白仲山，以黎永万家开的私塾为联络点，并组织学习马列、大众哲学和过组织生活。支部还决定由黎天成出面开“福民茶社”，由黎永万出面开“石安茶社”。一时间，地下党在临溪街上的两个茶社高朋满坐。茶社明讲“瓦岗、梁山、三合会”，暗讲“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穷人当家作主人”，安全地隐蔽了白仲山、金玉凡、陈建常、陈南生、刘贤波、雷地远、赵叶欣、谢乐君、胡迪玉等人。石家支部还积极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其措施是：团结王家溟、黎永定等一批开明绅士，争取王家泰、谭炳麟等中间派，打击崔会甫、王抱冰等顽固派。同时，还扩宽与毗邻建南、乐福店、太平镇等地方有关人士的统战联系。

1943年10月，原石柱第三任县委宣传委员王水若，在从南川保育学校返回万县老家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而叛变，供出了石柱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石柱共产党员名单。随后，就地隐蔽的李平渊、王家滋、黎永万、秦尔增等一批共产党员相继被国民党石柱县特委会逮捕，其中彭其生、梁定毓、陈雕龙等11人向国民党自首。在叛徒陈雕龙的带领下，国民党特务在南川第七保育院，将隐蔽在该校的白仲山（化名陈遂生）、白诗观（化名刘振声）等共产党员逮捕。后来，白仲山、白诗观等趁看守熟睡之机越狱逃脱。

打入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樊晋弦，则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石柱县第三区（驻悦来）区长的便利条件，成功掩护了一批地下党员。1941年5月，西界沱冉量臣（化名）向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密告地下党员秦万鑫等11人。在四川省政府“严缉清办具报”的训令下，石柱县长苏知沆，责成樊晋弦查办此事。9月17日，樊向县政府递交了结案报告：“原告冉量臣实无其人……秦万鑫曾任保长多年，已于去年卸职，经商为业，其异党活动毫无线索可寻。兹原告又无其人，情有可疑影射含沙……”随后，此案不了了之。

共产党员谭安胜在隐蔽过程中，当上西界沱乡保长。有当地地主向国民党石柱县政府密告其为“异党”，案件转至樊晋弦手中。樊以“谭当保长勤政执行催粮收款，多有得罪个别士绅，而以‘异党’诬加不实之词栽赃”为由，向县政府结了案，再次保护了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