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周南若

    ·朝汶

    启蒙童养媳

    周南若,1919年11月出生在石柱县大柏乡(今属下路街道)一个农民家庭。3岁时,由父母包办与江池镇绅粮郎子贤的幺少爷郎裕勋订了“奶亲”。郎子贤是区长,也是当地有名的袍哥大爷。郎家权势在握,年收租200多石,富甲一方,而周家是个只有几石产量的自耕农,日子清贫,两家门不当户不对。郎子贤主要看中小南若长得浓眉大眼、乖巧聪明,认为只要从小开始调教,将来定有成就。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南若越发长得如花似玉,显示出超群的才貌,这让郎子贤夫妇高兴不已。为了达到目的,郎子贤通过媒人传话,要求将周南若作童养媳接到郎家读书、识字,进行理家调教。周家回话说,自家既生得起就养得起,哪能过门当童养媳呢?等年龄到了,体体面面嫁出去。话虽这么说,由于媒人催促和慑于权势,也只好同意。1929年,刚满10岁的周南若就被花轿抬进了郎家。但按周家的要求,不能入洞房,要等到一定年龄才正式拜天地。郎家也表示同意,便把周南若送到江池小学读书识字。

    周南若没让公婆失望,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3年,周南若以优异成绩考入丰都县适存女中。就在这所学校里,早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隐蔽进行革命活动,周南若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

    心灵的觉醒

    1936年秋,周南若考入重庆自平女高中。时值抗战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救亡的大潮中,18岁的周南若懂得了不少事理,且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成为抗日宣传的活跃分子。

    此时,她清楚地意识到,原来婆家送她读书并不是为了劳苦大众,而是要利用自己为郎家传宗接代,撑持门庭,便开始厌恶婆家的为富不仁。她又见自己的男人终日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特别是不参加抗日活动,很是感到失望。学校放寒暑假,她不再回婆家,总是找理由留校。婆家见周南若不思家门,于是频频传书带信,劝她不要参加“宣传” “游行”活动,要安分读书,学好本事回家理财。周南若不理婆家的劝告,郎子贤就采取停生活费的手段相要挟。

    断了生活来源,早有准备的周南若更加坚强。她节衣缩食,或向娘家父母和亲友借钱为生,誓死不向婆家示弱。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喝人民的血汗,我恨死他们,我要革命!”

    危难时刻,家乡小学同学秦禄廷得知周南若的处境,暗暗给其经济支助,并进行耐心细致地教育开导:要革命,就要有文化知识,不能只凭义气硬抗,要讲究斗争策略。秦禄廷的开导,使周南若思想豁然开窍。秦禄廷回到家乡后,通过自己父亲早年与郎子贤的旧交关系,写信做郎子贤的工作,说明周南若不给家里写信,是因为丈夫郎裕勋不求上进,另有新欢所造成。郎子贤了解情况后,便恢复对周南若的生活支付,使她学业得以继续。

    1940年秋天,同在重庆读书的郎裕勋,不顾家人反对,公开与一熊姓女子结婚,把周南若抛弃。1941年春,新婚几个月的郎裕勋突然暴病而亡,周南若不愿回家悼丧,婆家再次以中断生活费逼她就范。南若心想,自己虽是郎家童养媳,也是有尊严的,怎能是菜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呢?她决定毕业后报考武汉卫校,靠公费读书,彻底摆脱婆家,参加革命。

    这年夏天,中共地下党员秦禄廷再次找到周南若,告诉她,“皖南事变”后,全国形势恶化,中共中央作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石柱县党组织贯彻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指示,让暴露明显的同志撤离,史称“撤红”。

    秦禄廷属首批“撤红”的对象。“撤红”前,秦禄廷是中共石柱县委第三任县委候补委员,其公开身份是石柱县江池镇镇长兼江池小学校长。江池小学是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阵地, “撤红”时,他将学校领导权交给了地下党员梁定毓,但梁定毓的革命意志不坚定,表现消沉,弄不好会暴露,可能会影响到隐蔽斗争同志的安全。秦禄廷放心不下,但又不愿放弃这个重要阵地。会见周南若,他就是想周南若回家乡办学,借助其公公的声望,保护革命同志。

    周南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报考武汉卫校的想法,毅然接受了秦禄廷交给她的任务。她觉得这是自己走向革命的起点,是人生的转折。她高兴地答应:“就听你的话,只要对革命有利,我就回去。”于是,两人就下一步工作作了详细策划。

    就这样,周南若主动给公公郎子贤去了一封家信,说明自己毕业后想回江池小学教书,以便照顾公婆、撑持家庭的想法。

    乡村办学为革命

    1942年春,周南若回到江池小学教书。在地下党员余大河等人大力支持下,大家暗地里商量,要推举周南若当校长。同时,秦禄廷走后接任校长的梁定毓眼看敌人清查共产党风声越来越紧,越发悲观失望,渐渐对革命消极了。在学校,他更加专横跋扈,且贪污公款,克扣教员薪水,影响很坏,这样的败类,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出卖同志。秦禄廷潜回家乡探望,与余大河、周南若等人商议,决定发动学生向当局控告梁定毓贪污吃空的罪状。不久,梁定毓被撤职。

    1943年2月,周南若接任江池小学校长职务。她解聘了一些思想保守的教师,留下了12名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学校形成了一个“拳头”。接着,周南若为贫苦农民子女敞开了学校大门,学生由原来的80多人猛增到200多人。学校受到群众称道和当局的表彰,周南若名声大振,一下子成为当局的红人。有了这样的掩护,江池小学成为地下党的秘密集散点,先后有余大河、向地朋、孙相传、秦玥廷、李秋生、徐杰、袁彤加、王敏、黄雅律、唐旭初、郎宗文等地下党员和廖洪良、李绍容等进步教师在此隐蔽,积蓄了革命力量。

    周南若为了培养革命新生力量,巧妙地开展革命教育。她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教爱国诗词,唱爱国歌曲,讲爱国故事。

    1944年秋,上级党组织将地下党员唐旭初派到江池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准备培养游击队员开展武装斗争。党组织经过酝酿,定于1945年春天开学,以办初中补习班的名义培训骨干。周南若找到乡长刘若洋汇报办补习班的事,刘若洋不明就里,当即表示同意。

    次年春天,周南若公开贴出初中补习班的招生广告,30多个渴望读书的穷家子弟被招收进该班。这批学生年龄多在十八、九岁,他们入学后,一则可以学得知识,二则可以避免被拉作壮丁,农民们很是高兴。

    学校借补习初中课程,对这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着重开展阶级教育,以提高其政治觉悟。为了应付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检查,学校上课时准备了两种书:当局的课本摆在桌子上当幌子,实际则学习革命理论书籍。门口由学生轮流放哨,发现可疑的人,就喊“狗来了”。老师们常以《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群众》为教本,讲时事革命理论。

    星期天,师生一起下乡开展社会调查。回校后,学生们写作文,揭露社会的黑暗。有一则《农民真辛苦》的顺口溜写道:“劳动人民真辛苦,吃的红苕和包谷,裤子烂了没布补,哪里谈得上民主?”还有一则《农民头上三把刀》的顺口溜被配上山歌调广为传唱:“农民头上舍, 三把刀哟喂!壮丁粮款吗啰儿啰,逼到要哟喂!苛捐杂税舍,多如毛哟喂!征得农民吗啰儿啰,难伸腰哟喂!”歌谣一传十,十传百,影响很大,推动了农民群众反丁、抗粮、抗捐的斗争。

    1945年5月,中共南方局成立以王敏为组长、秦禄廷为副组长的“五一”工作组,准备深入川鄂边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年8月,工作组成员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学完中共“七大”文献后来到石柱。王敏持秦禄廷的亲笔信,到江池小学教书,以此领导丰(都)石(柱)两县边区的革命斗争。

    为了加快革命步伐,壮大革命力量,王敏和周南若商定,除原来的补习班外,再增办一个30多人的班,把川鄂边的优秀青年集中起来培训。这次招生,百里以外都有人背起口粮赶来入学,如秦枢廷、秦泽芳(女)、黎旭阳、孙晓波、周静淑(女)、马培初、李志彦、杜宗银等。这些学生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成为了游击队的骨干,能拼能打,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6年12月,周南若经王敏、黄雅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共同奋斗中,周南若与王敏结为了夫妻。

    江池智斗敌特

    江池小学的革命活动,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1946年春节,江池乡公所门上贴出一副对联:“江清鱼不跃,池静浪自平。”这是乡长施文学为恐吓弹压革命师生而使的暗招。

    后来施文学勾结丰都县警察中队长(前任江池乡乡长)刘若洋向县府密告江池小学有“异党”活动,县长宴德燕亲临查访。周南若不慌不忙组织学生欢迎,摆下酒席为其接风,还暗暗送去礼物,宴德燕对此也就不再过问。但施文学邀功心切,一面把刘若洋的弟弟刘亚根安插在学校进行监视,一面继续告密。于是,丰都县督学余化民几次来校巡察,但未查获证据。国民党石柱特委会也不甘心,派出中统特务孙钊寒来侦查,却被学生哄走,讨了个没趣。

    5月中旬的一天,丰都中统特务头子文会先带着特务周明,奉命来江池查拿“异党”。两个特务到学校走了一圈,转到乡公所,还没落座便喝令乡丁传学校校长。

    周南若沉着镇定,暗暗通知其他教师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布置完毕,她便手摇折扇,身着绸衫,在年轻的女地下党员黄雅律的陪伴下,踏进乡公所。

    “哟!有劳二位女士大驾。失迎!失迎!请问哪位是周小姐周校长?”文会先假充斯文,阴阳怪气地问道。

    “嗬!二位看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客人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盘问起来了!”黄雅律冷冷地说。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就是校长周南若,她是黄雅律老师。”周南若傲然回答。

    “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校长、周小姐!幸会,幸会!二位气度不凡,口齿伶俐,果然名不虚传!”周明在一旁插了话。

    “承蒙过奖。比你们还不如呀!”周南若反唇相讥。

    “哼!这两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还不容易对付么?”老奸巨猾的文会先决定先来个下马威,镇住这两个女人。他脸色陡然一变,随即问道:“周小姐,我们是国民党中央情报统计局的,奉命前来调查。听说贵校办了个什么补习班,是谁批准的?教员是从哪里来的?”

    “谁批准的?问问施乡长,你就知道了。至于教员和经费嘛,全部是我们自己的。”周南若慢条斯理地说。

    “哈哈!周小姐,我们打开窗子说亮话!你是一个才貌双全的人,应该迷途知返。只要你说出谁是共产党,丰都适存女中校长由你去当。”

    “谁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我只负责教学,不问政治。”说着,周南若斜睨施文学“真有共产党,还瞒得过施乡长派来的刘亚根吗?”

    “这……”施文学忙说:“周校长,你别误会,他是去教书的。”

    周南若转过身来,正色道:“两位长官,谢谢你们关照。适存的校长,我可胜任不了啊!现在我们要上课了,对不起,失陪了!”

    两个特务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周南若和黄雅律头也不回地走出乡公所。

    在白色恐怖下,江池小学初中补习班不能不停办了。

    1947年2月,王敏、周南若被党组织调到重庆,由中共川东临委先后安排到梁山、大足、垫江、达县等地工作。

    营山虎口脱险

    1948年6月,中共川东第六工委成立,王敏任委员兼营山县特支书记。为加强力量,他从达县调去周南若等4位同志协助,开展武装斗争。

    由于斗争很艰苦,周南若夫妇把刚满半岁的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随即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周南若化名刘文英,在新店、天池、安化一带做妇女工作。白天,她翻山越岭,避开敌人的搜捕;晚上,她奔走于乡里,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眼见局面一天天打开,不料,这年11月22日,由于叛徒张志修出卖,周南若在天池的高山观被捕了。

    在县警察局的牢房里,周南若被关押了一个月。她强忍伤痛,不惧酷刑,严守党的机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口咬定自己是逃婚出来的。敌人拿她没办法,只好抛出最后一张牌。

    这天,国民党当地县特委会秘书李宗辉,在刑讯室里特意摆出“钉美人桩”的刑具,一声吆喝,让几个特务把周南若钉上“美人桩”。顿时,她昏了过去。

    苏醒过来的周南若,把刑讯室作为讲台,把警察、特务当作听众,嬉笑怒骂,慷慨陈词。渐渐的,一些看守改变了对她的态度,由敌对转为敬重。其中有个叫蹇启凡的警官,出身贫寒,原为衣食生计才来当警察,平日里饱受倾轧,对现实很不满。周南若对他的教育,使他想起当年家乡的红军,觉得周南若所作所为,与红军一样,都是为了穷苦人。出于同情和尊敬,他暗暗打算,要拼着性命,救周南若出狱。

    一天,蹇启凡得悉,几天后就要送周南若上重庆渣滓洞,心里十分着急。查牢的时候,他悄悄告诉了周南若。周南若不大相信,后来发现蹇启凡确有一片诚心,方喜出望外。蹇启凡就把自己的营救方案一一告诉周南若。

    虎口逃生的周南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重庆找到了党组织,投入了新的战斗。

    但是,由于叛徒告密,在周南若被捕的同时,她的丈夫王敏也被特务漆玉麟抓捕押送至重庆“中美合作所”。1949年11月14日,王敏同江姐等革命同志,被敌人杀害。

    解放后,周南若在四川省妇联工作,后任省妇干校副校长,为党培养妇女干部作出了新的贡献。

    1985年10月10日,周南若因病去逝,享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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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石柱谢天]